2019年04月02日 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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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发到自觉
创党初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成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7日 [打印]

作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自中共创建始,党内就存在党员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以及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的相互批评实践。

在党创建初期,就重视批评

毛泽东曾提及,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就开始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的关系”。事实上,在党的创建时期,陈独秀就曾撰文批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间也进行过坦率而深刻的相互批评。在中共三大上,“批评”一词不仅首次出现在党的文献中,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还代表中央局对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个人进行了批评。随后,中共四大又首创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批评。大会通过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指出:“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上有多少错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所以第四次大会应嘱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意组织的指导,并且要求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对此点亦应特别遵守。”中共四大以后,中共中央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和特别会议,也分别批评了中央局和地方委员会工作中的不足。在中共五大上,瞿秋白还专门撰写《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文,不点名地批评陈独秀的“错误”。

在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党内不仅存在批评实践,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还曾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当重视批评。中共四大通过的《对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工厂小组”是“训练工人的单位,也就是培养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养成所”,在召开小组会议时,“各组员应有报告,而加以批评或讨论”,“每次小组会应做含有批评的时事报告”。1925年2月,中央又要求“地方驻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必须定期向中央报告“所在地的政治概况及其对于所在地党的工作之观察和批评”。次年5月发布的《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则规定,支部书记应该经常开会“审查和批评各支部的工作并讨论具体的方法”。

在反思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中形成自觉

但从总体上看,党内批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反思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纠正中央“机会主义”错误的过程中,才进入党内民主建设视野并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党内行为的。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认为,大革命后期“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原因是“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党内民权完全是形式上的: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为此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故而强调“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

八七会议有关党内民主、党内批评的指示内容被迅速传达到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告,要求全省党组织讨论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在逐条讨论之前,须作总的说明,说明中央告同志书的根本精神,在于严格的具体的批评中央本身的机会主义”。中共广东省委指出,各级组织“要极力扩大党的民主化”,将“政治上党的总的政策”付诸“下层同志尽量的讨论和批评”,“让同志尽量的批评指摘”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错误,要在党内选举时实行“严厉的批评”。

在各级党组织的极力倡导和推动下,党内批评很快成为一种自觉行为。首先,批评被列入一些党内会议特别是基层党组织会议的重要议程。湘鄂赣边境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全部九天的会议中,实际就有“特委工作报告和批评”“各项工作报告和批评”“CY特委工作报告和批评”“选举新执委”“批评”等与党内批评直接相关的内容。其次,批评成为党的“支部生活”的一项基本内容。1927年10月,河南省委要求基层组织在“每一斗争后,须有批评会议,讨论策略之是否正确,应付是否适宜”,而“支部的内部训练……尤须注重于日常政治之分析,实际工作之讨论,计划与批评”。再次,党内批评特别是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的批评以及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的委员会工作的批评更加频繁。1927年10月,中共汉口第二区区委在给湖北省委的信中,就公开批评省委没有将八七会议相关文件及时“提交下级党部在各种会上正式讨论”,导致“时间已过两月,紧急会议的决议已有变更(对国民党左派与苏维埃),而近在咫尺的武汉干部同志,竟有许多不曾看见、不曾听到(外县同志当然是更不消说得!)”。

(摘编自《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 何益忠/文)